前些年，江西的兴国、瑞金、赣州等革命老区进行拆旧房建新房等新农村改建中，从墙洞和房梁缝隙中发现了一些红军长征前后藏在里面的革命文物。

我在北京听说后连忙赶去。才到现场，第一次就在半麻袋大都被虫蛀得像筛子一样的旧纸中翻出两份红军家书：一份是红军战士梁昌顺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儿在外只有坚决一致的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才能保障分田胜利”。

另一份是红军战士王金竹给哥哥的信，写道：“希望你在家要拿出列宁青年的艰苦精神，来领导千百万的劳苦群众一同到前线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争取五次（反）围剿的决战全部胜利，这是（弟）唯一希望兄要做到的事件。”

两份家书都是写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夜，当他们的母亲、哥哥收到信时，两位红军战士可能已踏上了长征路，也可能已经牺牲在了战场。

如今带着岁月的厚重烟尘摆在我的眼前的革命文物，纸张残破、笔墨黯淡，这些似乎都微不足道，毫无遮眼，不比藏在皇室深宫“皇帝御览”过的臣妾奏章的豪华，反而更说明战争环境的恶劣和岁月的艰辛，然而这两件早期革命文物染戴着红军战士的鲜血，历经战火与硝烟，使我的心灵却被深深地触动了，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在这两封红军家信前肃立良久，脑中不断回旋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答案是，共产党最了解民情、民生；共产党当时虽远比不上国民党军队强大，武器装备先进，但共产党心中有百姓，胸中就自有雄兵百万！

同时感觉到，这些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无比庄严与神圣！接下来几天争分夺秒，我对这些文物进行了抢救式收藏。渐渐地，我把收藏红色文物看作一项责任。利用节假日，我多次专程赴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访问老红军、红军后代和老区群众，寻找、收藏红色文物。

经过历史的风霜雪雨之后，保存到今天的红色文物更是弥足珍贵，但老区人民还是热情地将他们几辈珍藏的文物转让给我，总计有千余件。这里面有老赤卫队员细心保存的赤卫队袖章，有老担架队员当年在担架队时的队标，有当年姑娘、小伙儿送粮送鞋的路条、便函等等珍贵文物,老乡们都送给了我；一位红军后代曾将一本《红军歌曲集》转让了出去，他听说我要出红色文物的合集，又几经周折找了回来并托人送到北京。老区人民对革命历史的重视深深地感染着我。1930年苏维埃政府编印的《红军歌曲集》中，有一首《十送郎歌》，歌中唱道：“十送郎来十里亭，嘱咐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回家转，再要同妹行长情”，直白地唱出了为了革命成功，男女青年宁愿舍弃爱情的高尚情操。这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印发的最早成册的歌曲集，目前仅知存此一本，真实记录了劳苦大众舍小家、顾大家的现实和缘由。

这一切都带给我无尽的思索，无穷的感动。

我还收藏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奇伟的一本写于追剿长征红军时期的日记，里面写道，当他询问百姓为什么不喜欢国军，而喜欢红军时，得到的答案是：“红军到时，只打土豪，国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乱砍树木、竹林，颇惹人怨。”百姓声音是：“我们宁愿红军来!”

这虽不是革命文物，但也从一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国民党为什么不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不就招然若揭了！

一本本发黄的革命书刊，一帧帧质朴的黑白旧照，一份份破旧却工整的重要文件，一张张斗志昂扬的募军传单，一封封感情真挚的红军家信，一首首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无不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那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氛围；而那一纸盖着红色印章的会议通知，一道十万火急的军令，一页朴素平凡的结婚证，一张充满人情味的便条，又使人亲切地触摸到岁月的生动脉搏。翻看这些凝聚了革命前辈鲜血和生命的文物，阅读这些充满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的文字，我们能感到国富民强的自豪与民族复兴的任重道远；追思和遥望峥嵘岁月的豪迈气概、英雄本色，我们必须聚集起一腔正气，从这雄浑壮烈的历史长河中汲取力量，继续征程。

2007年，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我从收藏的两千余件革命文物中，精心挑选出建党前后、土地革命、红军长征以及到达陕北等不同时期的一批党史军史文物，交给了解放军出版社，以《红色典藏》为名，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汇集成书，老红军、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本书亲笔题词：“观红色典藏，承革命精神”，《红色典藏》目前已进行了第三次印刷出版。

2011年7月建党九十周年前夕，我将收藏的革命文物2000余件，以“红色典藏”专题陈列在中粮集团忠良博物馆。

截至目前，接待宾客百万余人。“红色典藏”已成为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出自：一个人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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