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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近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力有序推进。未来我们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不断激发新型城镇化的消费潜力，拓展投资空间，深入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使之成为提振内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林山文章提出，第一，释放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消费结构升级与人口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都伴随人口大规模向城镇集聚。尤其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口城镇化在引领消费升级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处在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人口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城镇居民的增多，尤其是新生代农民进城，将伴随着教育、康养、文化、娱乐等消费需求全面增长，能够显着提升消费总规模。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城镇居民在物质型消费基本饱和后，逐步成为引领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力军。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融合，并由此催生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正在持续显效，居民消费恢复态势向好，文旅消费、直播带货消费热度比较高，成为消费回升向好的新亮点。当然，消费恢复仍是初步的，增强居民消费意愿还有较大空间，需进一步提升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从中长期来看，扩大消费还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第二，拓展新型城镇化投资空间。城镇化对投资需求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城镇化既是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也是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在一般情形下，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3%；城镇化率达到60%之后，在较高收入基础上的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力度倍升，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同时，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左右。城镇人口的增加，可以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投资需求。因而，城镇化将成为扩大内需的巨大引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是城镇化投资建设的重点领域。当前，部分城市老城区存在功能设施陈旧、人居环境脏乱、安全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新城区出现生态保护不足、缺失历史文化风貌等发展短板，亟待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部分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城市治理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亟需加大力度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等。补齐这些短板，既有利于更好满足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也有利于充分释放投资需求潜力。还要看到，中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还不高，核心城市的承载力需进一步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需进一步提高，小城镇的特色与差异化分工优势需进一步形成，城市群、都市圈的内部基础设施与要素联系需进一步加强。综合而言，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后劲足、空间大，将是城镇化投资建设的重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还要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促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

第三，加快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释放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关键抓手。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完善土地、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登记和迁移便利度。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二是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的机制，稳步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三是健全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优化资金投入结构方式，建立健全多元持续、经济适用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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