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9日报道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3日刊登题为《通胀危机并未结束》的文章，作者是阿根廷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布莱赫尔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皮罗什卡·纳吉·莫哈奇，全文摘编如下：

(资料图)

经历一年多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后，美国和全球各地的通胀终于开始转向下行。谨慎的庆祝是得体的做法：货币政策是可以达到效果的，各国央行在抛弃通胀是“暂时性”的谎话后有效地进行了应对，维护了信誉。

与标准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相反，尽管美联储将其政策利率提高到22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持续的通缩过程并没有引发重大的产值损失或大规模失业。除了某些自身政策的失误导致几家美国银行破产外，通缩迄今为止相对一直较轻。

此外，新兴市场在抗击通胀方面走在了前列，比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提前近一年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并成功规避了在美联储以往紧缩周期中让新兴市场焦头烂额的金融压力。

但全球经济仍没有走出困境。尽管最近的数据令人鼓舞，但降低通胀只是疫情结束后经济复苏过程的一部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

危机并非疫情所致

可以确信的是，忽视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将导致政策错误。与普遍看法相反，今日之通胀危机要追溯到更深层次的原因，绝非新冠疫情所致。尽管通胀的急升和随后的利率上调经常被归因于为了应对疫情而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这些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发了需求过剩，但这些措施只是加剧了原有的结构失衡而已。这种结构失衡是2008至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回应造成的。

自2008年以来，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两倍以上，长达十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强劲的货币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券购买热潮。即使在新兴市场，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疫情期间也大幅度扩张。

虽然这些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的最坏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们也制造了巨大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如货币供应激增和银行准备金过剩。这进一步刺激了巨大的冒险冲动，助推了公共和私人债务走高，吹大了投机性资产泡沫，并使资源配置偏向短期收益而远离实体投资。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以“不惜一切代价”为时代特征的直接和间接救助措施导致形成巨大的道德风险。

错失量化紧缩机会

当前的通胀问题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与疫情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攻击、美中之间日益升级的争斗以及产业政策中所体现的经济民族主义。通过迅速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央行可能使其中一些问题更加难办，引发银行危机，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它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压缩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并解决相关的不当诱因问题，这一事实让形势更加复杂。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这十年里，各国央行错失了进行大规模量化紧缩的机会。当硅谷银行在3月份倒闭并有可能引发一场银行危机时，美联储通过实施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进行干预，实际上把此前已经启动的缩表规模的三分之二又扩表了回去。

此外，美国政府还介入并为受影响银行的所有存款提供担保，不论其地位和规模如何，为未来的救助措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在欧洲，尽管整体货币政策收紧，但欧洲央行继续通过传导保护工具开展次级量化宽松政策，即购买意大利等风险较高的欧元区主权债券。

某些问题仍在恶化

尽管通胀下行和刚刚露头的银行危机得到遏制让人们松了一口气，但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在尽力解决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遗留下来的巨大不平衡，其中一些问题仍在恶化。

政府进一步介入经济，这样的强大政治压力使得这些因素变得更加棘手。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措施——包括政府划拨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提供的补贴和许多监管豁免——引发社会要求政府加大干预和建立更大政府。

在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推动下，政府进一步介入经济的做法也提高了对额外的公共支持和救助的期望值。

民粹主义政府、经济民族主义、奉行干预主义的央行和寡头垄断市场的融合可能会破坏创业型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发达国家世界开创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新时代。

考虑到民粹主义政府不愿意提高税收，财政赤字和相关的通胀压力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在更加追逐风险、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面临不确定的时代，任何庆祝在抗击通胀方面取得进展的活动都必须谨慎。前方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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